畢老林: 從金管局另類投資想到《失戀3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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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周二。勞動節假期，看電影，一樂也。過去一年，兩岸三地的電影製作，相繼掀起公眾話題，港產片《桃姐》固然甚有得獎命，寶島出品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香江亦大獲全勝，寫下本港華語電影票房紀錄。大陸小本製作《失戀33天》，毋須揚威異域，不用走出國門，獨沽一味「內銷」，開畫以來票房已突破3億直逼4億元人民幣。以此片890萬元人民幣的製作成本，電影為投資者製片商翻了多少番，有數得計。

只知金額不明內涵

日前金管局公布2011年外滙基金投資表現，回報僅1.1％，不計金融海嘯，十年來最差。不要誤會，老畢無意批評金管局，更不會無知到拿電影票房跟外滙基金投資收益相提並論。然而，從傳媒報道可見，坊間焦點非在回報的絕對值，而在外滙基金的「另類投資」。由公開資料可知，金管局近年先後成立了四家投資公司，分別從事私募基金、新興市場、股票債務以至海外物業等投資。可是，局方年報僅按三大類別——①提供予附屬公司的貸款；②投資承擔；③兩者合計的投資總額——①+②=③，作為對外滙基金「另類投資」的全部交代。換句話說，市民只知金額不知內涵；「投資承擔」去年為560.24億元，在871.57億元「另類投資」總額中約佔64％，但外滙基金「承擔」了什麼具體項目，這筆錢實實在在往哪裏去了，市民只知概況（海外物業、私募基金，諸如此類）不明詳情，遑論掌握相關投資的回報表現。

「另類投資」的具體內容既無法得知，那就為市民提供了許多想像空間。比方說，金管局有沒有可能投資電影製作？老畢相信，機會率低無可低。這非但由於市場上血本無歸的爛片倉底貨多若牛毛，更重要的是，金管局總裁縱是影癡，亦絕不可能拿市民的血汗錢「較飛」。好的電影雖能發放無數正能量，功在社會，惟從投資角度着眼，電影卻「邪門」得很，機關算盡滴水不漏，不等於拍出來的戲必可收個滿堂紅；隨心而發率性而為、不涉任何商業計算的製作，卻往往出人意表叫好叫座，令投資者以至參與其事的每一個人，盡皆在無心插柳之下名利雙收。一齣看似不具半點成功元素的電影「跑出」，論家必能為其大受歡迎找出十個八個理由，說來口沫橫飛頭頭是道，但那不過事後孔明，電影投資者要是於開拍前徵詢他們的意見，電影恐怕永遠拍不成。

投資講求理性，買債前先問違約風險信貸評級，買股前先看市盈率現金流，常識而已。電影成敗卻往往不可理喻，跟理性計算不一定成正比，並無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硬道理」可言。爆一兩句粗可收過千萬；春情勃發滿腦子對異性的幻想，足以勾起無數人對「那些年」的回憶。你能想像外滙基金押注在這些既可能看得人賞心悅目，亦可能令觀眾啼笑皆非的「影像」嗎？

電影投資不可理喻

然而，電影作為一項「另類投資」，並非什麼新鮮物事。《紐約時報》理財專欄作家蘇利民（Paul Sullivan）便從電影開始，一連數周介紹馬匹、餐廳等股債物業以外的非傳統投資，其中電影的賺錢竅門，頗有一談價值。

對投資者來說，票房得失還屬次要，押注電影的最大風險來自「爛尾」，因嚴重超支而令拍攝無法完成。為免石沉大海，投資者可能要求製作人立下契約，保證電影依照雙方協定的預算金額準時完成。在這個模式下，製作人一旦「違約」，將由保險公司負起向投資者賠償損失的責任。然而，由於製作人必須把預算中的一成留作儲備，並向保險公司支付相當於預算金額4％的費用，對拍攝工作造成掣肘還在其次，保險公司說三道四干預創作，才是電影人對此模式諸多不滿的底因。

第二種方式是「組合模型」（portfolio model）。股債商品講求分散風險，市場上一敗塗地的電影，數量遠遠超過叫好叫座的製作，以組合形式投資於不同類型的片種和創作，非但有助減低風險，透過一籃子大包圍地「多門下注」，每十齣票房毒藥便有一齣《失戀33天》，已足令投資者名成利就笑逐顏開。

三絕招堪借鑑

第三種模式似債權人多於投資者。蘇利民建議投資者毋須心急，利用商業電影支付結構（payout structure）中「遲來先上岸」、愈晚投入資金愈早收回投資的特性，靜候拍攝工作進入煞科階段，製作隊伍着手籌備宣傳推廣，以年率15％至20％把資金借出，猶如放貸人一般收取豐厚利息。不管電影賣座與否，這筆用以協助電影推廣的費用不僅要還，且得優先償付，電影的商業成敗對投資者（債權人）的影響相對微小。

金管局向來穩紥穩打，近年雖飽受外界壓力，不得不朝着提高回報的方向動腦筋。私募基金中涉足電影投資者雖數不在少，惟從「另類投資」總額僅相當於外滙基金2.54萬億元總投資的3.4％可見，基金即使在這方面有迂迴間接的參與，亦微不足道毋須掛齒。然而，蘇利民教落的電影投資三絕招，對有意振興本港影業的各方包括特區政府，不無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