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聰一名經人] 縮窄懸殊應做不做 反反周期好做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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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港府已成跛腳政府，市民痛罵固然無日無之，就是脫離政府不久的前公僕，以至一些疑似代表中央的官方或半官方人物也「畀說話」港府高層聽，可謂腹背受敵。故每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是不少人發難的良機。去年此時，本欄刊出三篇評論，旁引大量數據，讀者重溫無妨，但吾暫無補充；今回反而欲討論一些理念原則問題。

本港的政治從來都是畸形，畸在權責並不對等。民選議員有權，雖體現於否決權，但不小的；不過，他們在野，責任有限。至於港府，有權，但要乞議員票，權不算大；相反，因要執行，責任不小。這個畸形生態一日不解，便如典型家庭裏的父母（港府）與孩子（議員）關係：孩子有權花錢無責賺錢，總要大花筒；父母有責賺錢卻無大花意欲。

這個問題是內生的。外國權責較為對等的執政者，尚因任期關係而未能放遠眼光，短視花錢；本港自然尤甚。

對於議員無理，甚至有時無賴的要求，客觀而言皆應反之。然則人是主觀兼自私的；只要自覺付出（交稅）不多但得益（福利）較多便舉腳贊成，相信這類港人為數不少。故任由民意決定，結果很自然是走向福利社會之道路。

權責不對等的畸形生態

債務危機席捲全球，從奉行福利主義的歐洲到實行資本主義的美國無一倖免可見，這不單是「福利vs資本」制度之事，而是審慎理自己的財，但輕率理公家的財之事。解決之道，好比父母要孩子明白不亂花錢之道理，最好就是讓之一同參與。簡單來說，就是角色互換，問問孩子換着是父母會怎理財。操作上講，就是讓孩子理自己的財。

有部分人可能連丁點兒稅都不用交的；或者他們交得間接，交了也不自覺。這一羣人，很可能是道德風險下的得益者，輸是人家或公家的，贏是自家。解決之道，在於盡量擴闊稅基；於此，公共經濟學界早有共識：稅網愈闊愈好。身為社會一員，交稅乃「天職」，本無討論空間；要爭辯的是交多少，寧可對需要者貼凸也不棄原則。

要窮困老弱、鰥寡孤獨者交稅，然後補助貼凸，豈非多此一舉？錯。這是要讓他們有份參與社會──不單參與受助，還要參與支助。於此，其實消費稅（consumption tax，管他稱作銷售稅sales tax、增值稅value-added tax或什麼都好，無礙大意）大派用場，因為收入稅（income tax，或薪俸稅salary tax或之類）不是人人交，老幼婦就不用了。

老、弱等雖無直接交稅，但有選賢與能之權，顯然權責不對等──現在沒選賢與能之權是另一制度問題，應另謀解決之道，而非因噎廢食否定納稅論據（再講，理論上幾年後應一人一票）。消費稅則不同，幾乎人人要交，因你可以不工作但不能不消費。只要本不用交收入稅的都因消費稅而成納稅人，他們審慎理公家財的誘因自會大增。

官民目標函數必須看齊

怎樣才能令他們真正「從政府的角度思考」呢？這又關乎政府是否願意「從市民的角度思考」。如果政府能對公眾明確指出「增加某些支出必會相對應於增加另些收入」，鑑於人人皆為納稅人，市民應會明白到要求增加開支不外乎是「左袋vs右袋」之問題，當公家賬變成自家賬後，人人都有誘因審慎理財，而以民意為依歸的政客亦難出術。

這裏所主張的，技術上講，其實只是盡可能將政府的目標函數（objective function）與市民的看齊。只要官民目標一致，而非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奕對決，那末政府毋須倒行逆施，市民亦不會逢官必反，政策自然暢順運作。固然，這有兩大先決條件：一是全民有責，人人納稅；二是對等地全民有權，政府要衷心以民為本地制訂預算。

推消費稅會打擊消費嗎？理論上會。但同理，薪俸稅也打擊工作意欲，不利就業，難道就不收薪俸稅嗎？故消費稅是好是壞，更多是個實證問題。

在下曾於2006年7月一口氣寫過十篇關於銷售稅的文章，大量文獻證實，影響並不太大；若以減新俸稅換取引入銷售稅，影響理應更小。或有人指，富人所花還不過是「面嗰浸」，豈非累退麼？

如果稅率劃一，理論上是無累退問題的。我們知道，收入不外乎是花了或是儲起（Y=C+S），而在儲起還不過是用來投資（S=I）的典型說法下（事實上港人確愛投資），如果要徵消費稅的效果與徵收入稅相約，那便應徵相對應的投資增值稅。有些經濟模型會得出增值稅具扭曲性的結論，但這視乎具體執行；畢竟股樓賺錢，交稅阻力較小。

公共經濟學界的其一共識，是稅網愈闊愈好。另一共識，是稅種愈多愈好；固然，諸種稅的稅率愈低愈好。這裏說來說去，其實不過是營造人人要交稅的全民參與之效。頑固之士充耳不聞，不顧一切逢徵必反，理智討論對此不必理會。因為在這新構想下，貧富懸殊可擴可縮：廣徵與多徵是兩回事，徵稅與救濟又是兩回事，邏輯上無衝突。

人人要交稅全民要參與

擴闊稅基人人交稅，此乃「公民責任」，是一門之道理。至於應否縮窄貧富懸殊，此乃利益再分配，是另一門道理。不是有貧富懸殊就要劫富濟貧的，這太極端衞道了。如果富人是在人人致富機會均等下富起來，抵佢發的，無理由劫；易地而處你也反對。只有當制度出現問題令致富機會不均下，政府才大條道理劫富濟貧，以作制度補償。

讀政治課時，已知本港歷來是奉行官商主義（Corporatism），這從昔日英資大行與港英政府關係已可見一斑。今之某些所謂龍頭行業如金融、地產等，依然受港府庇蔭，雖從大路宏觀數據難找證據，卻有不少旁證、佐證，說得簡化、難聽乃「官商勾結」。如果港府真的以民為先，要麼就向這些制度開刀動大手術；不然，則應劫富濟貧補償。

預算案一年一度，就算劫富濟貧再分配，本應也是處理一些短期的經濟周期問題。諸如人口政策、退休保障、醫療保險等長遠收支問題，但非一年一度預算範圍。據經濟周期文獻引述，經濟周期通常介乎八至三十二季，即二至八年，故預算案的功能，更應是某周期「內」的問題。市民期望的預算案，多少應體現針對周期的財政政策。

量入為出動態長期概念

財政司不時強調「量入為出」，極之正確，但在周期上講是一句廢得可以的廢話。觀乎全球尤其是歐洲目前的經驗，政府的收支幾乎必與經濟成正比。如將「量入為出」放諸周期層面，那末經濟好時政府須因入多而出多，經濟差時則因入少而出少。這樣，財政司口口聲聲的反周期便必做不到，結果反而「反反周期」，敝欄去年已鋪陳證據。

一個合符常識的「量入為出」概念，是體現於長遠的，避免十數年以至數十年後政府陷入債務發散式（diverge）趨升的萬劫不復境地。這好比日薪計的員工，星期日無糧出，硬要每日量入為出，星期日便唯有「紮砲」。經濟學上也有消費平滑化（consumption smoothing），每期收入縱不穩，也會長期量入為出，但容許短暫赤字。

重返上述例子，日薪員工只要以每周計量入為出，「六日搵埋七日食」，就可以了。同理，政府的量入為出，應按一整個經濟周期計，而非逐年算。有人尤其以曾當官的，會以經濟周期無既定時間長度而否定此合符常理之說。這是頑固、死板、不曉轉彎的。試問哪國的貨幣、財政政策（即預算）不是針對經濟環境而死計年度數？

上文主張擴闊稅基、稅種來解決官民目標不一所致的道德風險問題，從而長遠維持量入為出，但短期保留彈性的反周期財政政策。不過，這些都只涉「收、支」兩個大數，而未涉如何補償因制度而生的機會不均。劫富濟貧，方法不外乎「劫富」、「濟貧」──要富人支助（交稅）較多，對窮人補助（津貼）較多。這是餅怎分，有別於餅幾大。

可惜，只要翻查每年預算的附錄B（蠢到連個「乙」字都不曉用），均見用於各個政策組別的開支甚詳，但用於各個入息階層的卻隻字不提。只按政策範疇作預算開支，傳統上是方政府的便；數十年前窮人太多，可以假設舉凡用政府服務者「都有需要」。不過，時移世易，今時今日不少窮人變中產、草根變小康，但仍沿用政府提供的服務。

這樣有問題嗎？如果大家都想行福利主義，這是無問題的，那就行吧，但他朝後果自負。但若不是，則必須收窄資助範圍至基層──留意收窄範圍不等於減少人數，新準則下，受助人數可以不減反增；或起碼是分層資助──最窮的多些、次窮的少些，如此類推。這固然涉及審查，社福界或會以歧視理據反對，但公帑不容亂花，抱歉，沒法子的。

公開階層使用公帑數據

讀文至此，官場中人定會即時駁斥：有分層的。對，有就好了。誰人用了政府錢，在行之有效的官僚作風下，必詳載之；而至於誰人交了多少稅更難走雞。由此可見，哪個入息階層用了多少公帑，政府無理由無紀錄的，問題只是會否有人去整理成數據，以及數據能否見人。一天不將這些數據系統式地披露，政策有否劫富濟貧便僅天曉得。

聯合國有間歇計算本港的堅尼系數，即使港官高調反駁，卻無法取信於大多數人，因為數據縱有百般瑕疵，也不失其公認準則，且與常人認知吻合。貧富懸殊果真惡化，也未必是政策毫無再分配效果，或許只是做得不夠。

如果政府將紀錄整理成數據公布，至低限度可消減部分批評。積極點看，更有助將來制訂更具針對性的劫富濟貧政策。

那末劫富濟貧應是一次性的還是長期性呢？經濟學的共識，是長期性的具扭曲性，還是一次性的最具效率。所謂長貧難顧，如果要長期劫富濟貧，現行制度可能出大錯，正路的治本之法乃係改變（或者修正）制度，而非以長期的扭曲性政策來將錯就錯──歐洲之所以有這麼多國出現債務危機而傾國盪產，很大程度是信奉了這個錯誤哲學。

不過，也須承認，即使有些制度可以改變（如地產上的官商勾結），但有些卻難解。譬如因經濟產業結構轉型而失業的「不幸人士」，經濟學上的道理可能是透過人口流動（labour migration）放逐至配置到適當技能的落後地區而繼續謀生，說不定要到越南、非洲等地。不過，身為人道政府，大抵對曾建設社會的這羣「不幸人士」，說不出這些話來。

由此可見，基於人道立場，政府或許亦要顧這長貧，長遠地支助這羣「不幸人士」──有人或指正路應透過再培訓處理，但沙士至今的事實證明，再培訓不能圓滿解決。再作推論，政府在應對周期的開支上，應盡量是一次性的；但在協助這羣不幸人士上，卻須要是長期性的。界定這兩類需要雖稍麻煩，但非不能，不宜因執行難而廢原則。

上述幾段乃開支原則，那收入呢？首先，在小政府的大前提下，收入應是被動的，意指政府應看待收入為手段而非目的（means but not ends），而最終目的在應付支出。收入的第一大目的，是要平衡長遠收支，即常聞的量入為出；第二大目的則在再分配。再分配的收入不難獲得：暴利多由投資起，與投資客的分賬毋須客氣，對炒家尤甚。

由此路推，諸如SSD等針對炒家的暴利稅，絕不應因樓市呆滯甚至大跌而取消，更不應因利益團體恐嚇而收回。須知樓市如果真的供不應求，買家殷切，業主自住，SSD是推不倒樓市的；記得剛出爐時，眾地產商、地產代理均振振有詞指這不會打殘樓市，「咁快」失憶？其實股市一樣，一些黑箱得來謀取暴利的如輪、證市場，也應重徵。

視收入為手段而非目的

須知這無歧視能者多賺之意，但靠制度偏頗、以本傷人等界外效應（externality）所得暴利，道理上好應對社會有點界外回饋，此乃再分配之基礎原則。

誠然富豪皆知，最能賺錢不是「人搵錢」而是「錢搵錢」，這類尤其針對短炒的增值稅顯然最具效益。外圍投資環境多不理想，畢竟什麼祖國概念仍有市場，故不見得這暴利稅是致命傷。

行文至此，說來說去，預算案還不離「收、支」兩大環節，即「劫富」與「濟貧」。政府儲蓄日豐而貧富懸殊惡化，難免令人想到濟貧不足。沒有對不同階層的開支數據，目前難以論定，卻可以合理懷疑。但同時間，中產下流現象亦使他們不斷埋怨有交稅、無福享。這在在顯示，濟貧不足之餘劫富也劫得不好。可見未來預算應該二足並行。

那具體怎辦？讀畢上文，不難概括在下所想：一、要人人交稅，最簡單是徵消費稅；二、要劫富，最簡單是徵炒作稅；三、要濟貧，最簡單是將傳統以政策租別為本的預算改為以階層為本；四、要量入為出兼反周期，最簡單是以經濟周期為本，周期內可容許赤字，但整個周期上要平衡收支；五、上述未及詳論，最好固然是移除過時、不公制度。

這些不切實際、天方夜譚嗎？不見得，且不難，很多國家已實行，無理由別國行，香港不行。惰性甚重、一成不變的港官，一定會羅列藉口諸多推搪，又會羅列大堆所謂的「政治現實」、「難以執行」等「技術障礙」。但在野論政，這一切一切是聽不入耳的。你做政府，自然有責任去搞政治；你收俸祿，自然有責任搞掂技術困難，好好執行。

上述種種，其實都不是寫給現屆政府看的。誠如開初所指，現屆政府，已跛腳鴨；這個政府已由早年只搞形象不搞實務（即有形無實），至今連形象都放棄得徹徹底底，書面寫是「賴皮」，俗話講是「拚怶」（音pun2 pe5）。既然對話無異對牛彈琴，無謂「嘥氣」了。

倒過來說，此文亦非建議下屆政府做些什麼；實話實說，曝光二人大概已有想法，且以性格來說，一人蕭規曹隨，現狀難望有變，另者一意孤行，其人更難改變。然則，此文寫下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想法，好讓大家心中有把尺，量度政策離「好」幾遠。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市場部

死而後已

在香港，擴闊稅基是錯的。因為，所有在交易中抽的稅，都會損害經濟和加劇貧富懸殊。

heroplus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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