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Bowie 的「柏林三部曲」：這座城市改變了他，並催化出一首推倒柏林圍牆的搖滾聖歌

cocteau · 發表於 2021-6-23 21:40:10

David Bowie 的「柏林三部曲」：這座城市改變了他，並催化出一首推倒柏林圍牆的搖滾聖歌

許多人為了追尋而來到柏林，但他們求索的目標往往是他們自己。大衛鮑伊（David Bowie）後來在柏林找到了自我，並讓自己從耽溺中抽離，不再扮演那些虛假的角色，而且不再像許多樂壇的前輩，仍陷入自己招致的迷思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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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底，當大衛・鮑伊（David Bowie）和他的朋友美國歌手伊吉．帕普（Iggy Pop）首次抵達並落腳西柏林時，他們又再度落入從前那些不良的生活習慣。他們那時開著一輛曾屬於獅子山共和國總統的賓士敞篷車，在這座孤島城市裡四處巡遊，或到選帝侯大道「喬的啤酒屋」（Joe’s Beer House）喝國王牌皮爾森啤酒（König Pilsener；簡稱KöPi），然後帶著醉意，踉踉蹌蹌地跑到貧民窟或一些變性裝扮者的酒吧，或前往以會員制經營的「叢林」（Dschungel）與「無限」（The Unlimited）等夜總會。在下榻的豪華旅館——蓋魯斯大飯店（Hotel Gehrus）——的房間裡，他們會觀看警匪電視影集《警網雙雄》（Starsky and Hutch）、萊芬斯坦的納粹宣傳影片《意志的勝利》、還閱讀小說《流浪者之歌》及《冷戰諜魂》，並吸食古柯鹼。

「一星期有七天：兩天狂歡作樂，兩天休息，以恢復體力，剩下那三天就從事其他的活動。」帕普曾這麼描述當時他們在西柏林的生活。這位前丑角樂團（The Stooges）主唱以及未來的「龐克搖滾」教父已因藥物濫用而墮入深淵。他很想把自己從懸崖邊拉回，但同時他似乎已準備讓自己跳下這個深淵。

有一晚——是在柏林還是在洛杉磯，他們當中已沒人記得－鮑伊開著某位經銷商的車子載著帕普猛踩油門五分鐘，然後開始在旅館的地下停車場繞行，等到時速飆到一百公里時，他還聲稱要開車撞水泥牆，結束這一切，後來因為他突然踩煞車，輪胎便發出軋軋的刺耳聲。等到車子的燃油耗盡而停止時，車上的朋友們也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

為了打敗心魔，鮑伊需要外在的空間以及內在的穩定性，但他的妻子安姬（Angie）卻已無法滿足他在這方面的需求。安姬當時已與他長期分居，獨自帶著他們的兒子佐伊（Zowie）——後來改名為喬伊（Joey），然後再改為鄧肯．瓊斯（Duncan Jones）——住在倫敦或瑞士，因此，他的女助理蔻蔻便在軒納柏格區一棟新藝術風格（Art Nouveau）的住樓裡為他租下一間樸實的、位於二樓的公寓，正好就在少女黛德麗經常登上的那座跨越鐵路線的人行鐵橋——「朗恩謝特橋」（Langenscheidtbrücke）——不遠處。

蔻蔻把這間公寓布置成鮑伊的私人藝廊，將屋牆漆成白色，以懸掛他創作的那些色調晦暗的繪畫。她為鮑伊訂購空白畫布與油畫顏料，並為他整理公寓，撿拾他丟在地板上的衣服以及散置各處的畫作。在那幅鮑伊以螢光色描繪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的畫像下方，她坐在他身旁閱讀尼采的哲學著作。

在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她還會跟他一起去參觀專門展出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團體「橋派」畫作的「橋派美術館」（Brücke Museum），一起在那兒凝視基爾希納（Ernst Ludwig Kirchner）、柯爾維茲（Käthe Kollwitz）與艾里希．赫克爾（Erich Heckel）的作品。赫克爾的木刻版畫〈羅奎洛爾〉（Roquairol）的主角擺出令人焦躁不安的姿勢，強烈地呈現著精神錯亂的狀態，而後這個畫作裡的主角便成為帕普個人專輯《白癡》（The Idiot）的封面人物原型。

德國表現主義繪畫粗獷的風格、大膽的筆觸以及憂鬱的情緒，成功地攫住一種稍縱即逝的感知以及鮑伊的想像力。他被葛洛茲（George Grosz）畫作的毫無顧忌與那股蘊含的力量深深吸引。埃貢・席勒（Egon Schiele）那些扭曲、如骷髏般的人物畫作也讓他傾倒不已。他還曾在展覽裡目不轉睛地看著埃貢・席勒的〈花園圍牆內的一對戀人〉（Liebespaar zwischen Gartenmauern）這幅描繪第一次世界大戰生離死別的油畫約一小時之久，並開始將它重新構思成往後一個更冷酷的戰爭以及柏林圍牆的故事。

cocteau · 發表於 2021-6-23 21:40:31

本帖最後由 cocteau 於 2021-6-23 21:41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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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圍牆旁邊、位於柯特納街的漢薩錄音室（Hansa Studios）裡，鮑伊為他的第十一張專輯《Low》裡的歌曲〈Always Crashing in the Same Car〉進行混聲。在那些陰鬱的歌詞裡，他對於自己無力改變、對於雖抓住機會卻仍陷入困境而感到絕望。沒錯！他個人的情況就如同這首歌的歌名：總是撞在同一輛車上。

事實上，鮑伊正在擺脫吸食古柯鹼所導致的精神障礙，逐漸從極端的生活方式裡找到一條脫困的出路。他既把自己視為一般人，卻又認為自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穿著鬆垮的長褲與樣式過時的襯衫，同時享受著柏林人對他的淡漠，因為沒有居民會因為他的名氣而在街上貿然打擾他。

有一晚，他突然在夜店一時興起，主動上臺演唱了幾首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歌曲。然而，臺下那些柏林觀眾卻不解地聳聳肩，並要求他下臺，因為預定演出的節目是一齣諷刺歌舞劇，而不是他的歌唱表演，儘管他當時已是名氣響亮的搖滾歌手。鮑伊走下舞臺、遠離聚光燈時，會嘗試作曲與繪畫，並在這幾年來頭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喜悅以及因為獲得解放與療癒而出現一種很棒的感覺」。對他而言，柏林是「一座如此容易令人『迷失』、同時又能讓人們在迷茫中『找回』自己的城市」。

鮑伊那時已察覺到，他的目標不只是要找到一種創作音樂的新方法，他其實更需要重塑他自己，或回到自己本身。為了歌曲的演唱，他已不再需要扮演什麼人物或角色。現在的他已經有勇氣拋棄那些道具、服裝及舞臺布景。

1977年至1979年，鮑伊陸續推出了著名的「柏林三部曲」（Berlin Trilogy），其中第一張專輯就是簡約主義風格的《Low》。他在巴黎附近的埃魯維爾城堡（Château d’Hérouville）開始錄製這張專輯，歌曲內容不僅描繪陰鬱、還表露內心如何排除這些暗影。

鮑伊把他那些受創的情感與鐵幕裡東歐的不確定性連結起來，並描述那些處於邊緣的生命與場所。這張專輯中〈Art Decade〉這首歌曲的內容是關於西柏林這座被共產勢力包圍、切斷與世界聯繫的孤島，它的藝術與文化正一步步地走向衰敗、卻沒有揚眉吐氣的期待。〈Subterraneans〉喚醒了被禁錮的東柏林人靈魂，微弱的爵士薩克斯風樂音還激起人們對於過去的回憶。〈Warszawa〉這首單曲則以近乎念咒的方式召喚共產主義的首都波蘭，鮑伊以一種想像的斯拉夫語言歌唱，以凸顯這個共產陣營國家的黯淡與淒楚。

《Low》是一張能淨化人們情感的音樂專輯，它是鮑伊、唱片製作人維斯康提（Tony Visconti）、吉他手卡洛斯．阿洛馬（Carlos Alomar）以及復興英國流行音樂熱潮的音樂創作者布萊恩．伊諾（Brian Eno）通力合作的成果。伊諾素來被譽為「流行音樂界的愛因斯坦」，他曾表示，音樂人有必要創作一種音樂，「這種音樂可以讓人們覺得它存在於世界上某個地方，且覺得它已立穩腳跟，完全適得其所」。

「我所有的歌曲都非常個人化，而且還混入一些誇張的詮釋，因此，聽眾都能明白它們的意涵。」鮑伊曾在1970年這麼告訴英國流行搖滾音樂週報《Melody Maker》。

經過幾年的紛紛擾擾後，鮑伊的創作模式已變得更精進。他在錄音室創作一首歌曲時，首先會和三或四名樂手在節奏的音軌上盡可能即興地互飆音樂。他會挑選歌聲與音質能配合他嗓音的歌手以及能表現他作品所需某種氣質的音樂工作者，而且在挑選合作伙伴時，總是可以激發出靈感。他給予他們創作的自由，同意他們－正如吉他手阿德里安．貝柳（Adrian Belew）所說的－「在獨奏時，可以自行增添許多色彩與音響，並讓自己融入音樂本身的形式與形態中。」

等節奏音軌的音樂製作完成後，鮑伊便以慢速播放它們，仔細斟酌它們的修改與替代，並再賦予某些音響效果。當處理音樂的觀點需要改變時－比如從中挑出一條新的吉他音樂線，再配以薩克斯風或鋼琴演奏－吞服古柯鹼還可以讓這些「潤飾音樂的過程」更順利，取得更豐美的創作成果，創作者可以因此而精神愉快、頭腦清醒地徹夜工作，直到天亮都還精神飽滿，還能繼續工作不輟。總之，鮑伊的創作祕密在於：當創作已上手、已步入軌道之後，就持續地投入，不要停下來，等歌曲的音樂完成後，才著手撰寫歌詞。

「他現在在錄音室裡寫歌詞。他帶著幾個傢伙一起進入錄音室，起初腦子裡只有四個詞彙，一開始真的什麼也沒有，只從這一丁點兒的想法出發。現在他正在錄音室裡創造這首歌，讓它從無到有，逐漸成形。」前披頭四樂團（The Beatles）主唱約翰．藍儂（John Lennon）曾在一次訪談中語帶訝異地提到鮑伊當時創作歌曲的情況。

鮑伊後來受到帕普那種充滿冒險的工作風格啟發。他曾在帕普身邊看著他站在麥克風旁邊，為〈China Girl〉這首歌創作歌詞。而後他開始模仿帕普這種創作方法，同時還採用美國小說家柏洛茲（William Burroughs）在文學創作中所運用的斷裂、不連貫的技巧。他會隨著靈感先快速記下一、兩行，然後開啟錄音設備，隨著錄音帶的轉動即興地創作。由於他的創作是先有音樂，然後再配上歌詞，因此樂曲往往無法充分呼應歌詞的意涵。

漢薩錄音室本身另有陰暗的一面，吉他手阿洛馬說：「並非什麼不祥的預兆，只是氛圍裡充斥著一種較為陰沉的氣息……德國人、納粹、柏林圍牆、壓迫。」二戰期間，納粹祕密警察「蓋世太保」曾把錄音室的演奏廳轉做舞廳使用。一些納粹高官，諸如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與許倍爾（Albert Speer），都曾在此婆娑起舞。時移世易，現在街道另一端是人跡阻絕的柏林圍牆，東牆那裡還有武裝的東德邊防警察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巡邏。

1977年夏天，鮑伊、伊諾與維斯康提正處於創作巔峰狀態，於是展開《柏林三部曲》第二張專輯《英雄們》（Heroes）的製作。維斯康提帶著新買的美國Eventide牌和音器－一臺被稱為「能與樂曲結構性交」的合聲效果處理機－抵達漢薩錄音室的第二工作室，伊諾則從英國帶來他那個附有藍色鍵盤與小型搖柄開關的公事包型合成器。他們為了製作一張新專輯，開始和四位主要樂手一起錄音——之前曾合作的阿洛馬、貝斯吉他手喬治．墨瑞（George Murray）、倫敦「克里遜王合唱團」（King Crimson）的吉他手羅伯特．弗利普（Robert Fripp），以及鼓手丹尼斯．戴維斯（Dennis Davis）。

維斯康提錄下他們排練時演奏的音樂，這些錄音通常已足以成為專輯的節奏音軌。伊諾則進一步調整並編輯這些錄音，讓這些樂手們翻看由他發明的「迂迴策略卡」（Oblique Strategies cards），以刺激他們進入新的思考，這些卡片的內容包括：「扭曲樂曲的速度與演奏的時間長度」「找出你習慣的方式然後捨棄它們」「什麼是最單純的解決方法？」等。鮑伊和伊諾用一種狂熱的颶風式能量在錄音室裡工作，他們就像一對舉止古怪的教授，會以喜劇演員彼得．庫克（Peter Cook）與杜德利．摩爾（Dudley Moore）的方式討論音樂，然後爆出陣陣傻笑。

鮑伊幾乎不吃東西，在通宵達旦地工作後，會在黎明時分與伊諾一起回到豪普特街的家中，然後打一顆生蛋到嘴巴裡，便倒頭睡幾個小時，然後再回到錄音室繼續未完成的工作。維斯康提則編輯樂手們即興演奏所留下的錄音，讓它們成為完整的樂曲。

當專輯的器樂部分已錄製、修剪並潤飾完成後，鮑伊便開始把他的注意力轉向作詞。那年夏天，他錄下的頭一批歌曲當中，只有一首仍屬於器樂音軌的狀態，尚未作詞。後來鮑伊便獨自坐在鋼琴邊，開始構想它的歌詞，並把這首曲子命名為〈Heroes〉，同時它也是這張專輯的標題。

維斯康提在錄音室的演奏廳裡擺放了三支附有電閘的麥克風。第一支離鮑伊20公分，第二支在6公尺外，第三支則放在那間寬闊而陰暗的大廳後方，距離鮑伊15公尺。當鮑伊的歌聲超過一定的分貝量時，麥克風上的電閘就會開啟，迫使他提高音量嘶喊，同時還可以錄下這個大空間的自然迴音。當維斯康提在調整音響的層次時，鮑伊就在一旁繼續撰寫歌詞，往往在幾次沉思之後，靈感便泉湧而出。

當那首歌的歌詞寫到一半時，他便要求維斯康提離開，讓他可以和那架鋼琴以及腦子裡的思緒單獨在一起。維斯康提便趁這個機會溜出錄音大廳，沿著科特納街走去，然後和這張專輯的合音女歌手安東妮雅．瑪絲（Antonia Maaß）碰面。瑪絲是維斯康提的情婦，鮑伊當時還從錄音控制室的窗戶看到他們在柏林圍牆邊擁吻著。

兩小時後，鮑伊的主唱已錄製完成，他和維斯康提便開始為這首歌曲添入合音的背景歌聲。由於〈英雄們〉的歌詞內容提及一對年輕男女曾被東德邊防軍開槍射過他們的頭頂，因而變成了柏林的搖滾聖歌。一道低沉而充滿勇氣的音牆由於帶著深刻的情感而顯得熱情似火，並配上變化莫測、金屬聲響的節奏，其中一部分的錘擊聲還是維斯康提拿著工作室的一只菸灰缸敲打出來的。〈英雄們〉這首實驗搖滾歌曲後來一而再地被人們視為流行音樂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單曲之一，它甚至對十幾年後柏林人推倒柏林圍牆產生了催化作用。鮑伊則把這張專輯以及「柏林三部曲」的其他兩張專輯稱為他的DNA。

許多人為了追尋而來到柏林，但他們求索的目標往往是他們自己。鮑伊後來在柏林找到了自我，並讓自己從耽溺中抽離，不再扮演那些虛假的角色，而且不再像許多樂壇的前輩，仍陷入自己招致的迷思當中。「我是來自倫敦南邊布里克斯頓區（Brixton）的大衛．瓊斯，我想搞一些具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在搬離柏林之前曾以飽滿而溫暖的聲音說道，當時他的體重只有130磅。「但我卻沒有勇氣以自己真實的面貌去面對觀眾。如果要面對那種諂媚奉承、那種壓力，需要驚人的勇氣才不會被擊垮。」

柏林這座城市改變了他。他已呈現出他自己：一位才氣縱橫、尋求更明確未來的反抗者，而非奇異的、來自外國的超級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