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是如何被拖垮的？

Kick Off

作者：郝一生

　　日本經濟二十年萎靡不振的核心問題，是日本國內凈投資的萎縮。泡沫崩潰20多年來，將日本經濟拖入泥潭的是：“資本外流”、“政府赤字消費”和“金融投機市場”這三大出血口。

　　在1990—2007年經濟泡沫崩潰後的17年中，日本的凈投資（總投資減去折舊）增長率，從1960年的24.7%，降到1990年的15.8%，而到2008年居然下降到1.9%，還不到1990年的13%！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日本的凈投資總額竟然連續3年降為負數。

　　2009年下降90360億日元；2010年下降73480億日元；2011年下降54160億日元。這3年凈投資縮水的總和21.8萬億日元，差不多相當於日本之前2006—2008年3年凈投資的總和。這意味著2006—2011年的6年間，日本差不多沒有任何凈投資。

　　凈投資就像脊髓，擔負著國民經濟的造血功能。凈投資的不斷減少，如同一個國家的脊髓被慢慢吸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隨著“造血”機能的下降，國民收入增量自然也就會不斷減少，直至危及生命。日本泡沫崩潰後的一系列的停滯和倒退，均與凈投資的銳減緊密相關。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經濟20年來的“萎縮”是人為的，是政府財政赤字消費所為，也是投機資本興風作浪所為。

　　第一：資本外流、投資銳減。

　　日本1990年經濟泡沫崩潰後，政府財政支出消費、資本外流和金融投機市場占有更多資金狀態的惡化，必然使日本經濟進入一種慢性失血，進而“休克”的狀態。

　　日本資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不外乎，第一，日本國內成本的迅速提高導致利潤率驟降，國內投資無利可圖，國內相對過剩資本日益增多；

　　第二，海外（如美國）的金融市場投機的利潤率大大高於實體經濟投資；第三，中國等海外巨大新興投資市場的出現，成為全球大規模、高回報投資浪潮的末班車。

　　促使日本國內資本湧向海外，除了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使用費、誘人的中國巨大市場等因素外。

　　2011年4月日本東北裏氏7.0級強烈地震摧毀福島核電站後，地震後的缺電或電價攀高，也成為日本資本外流的一個新的原因。這使得即便在2013年的今天，依然有約40%的日本企業總裁準備移居國外。

　　於是，泡沫時期紛紛湧到日本投機股市和房地產的外國熱錢，接踵撤離日本，日本國內的“絕對過剩資本”也開始向利潤率更高的海外轉移。

　　在1996—2006年的10年中，日本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凈流出總計約3009億美元；同時，日本向海外證券流出的資本總額為2144億美元，兩者合計5153億美元（約50萬億日元）。

　　第二：金融投機市場規模。

　　股市與股票幾乎同時誕生。發行股票是對實體經濟發展起著不可替代作用的重要融資手段。但是，股票發行和股票交易本質上卻完全是兩碼事。

　　股票發行到原始股交割完畢為止屬於投資，此後的所有股票交易（包括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大多都屬於一種類賭博。金融交易多數是一種零和博弈（全部利潤和全部損失之和等於零），它本身並不創造新的價值。

　　金錢進入投資和生產過程屬於資本主義，相反進入消費過程和投機過程（如賭博），都不屬於資本主義。鑒別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能夠創造出新的價值。

　　包括期貨在內的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所謂規避風險功能，不過是交易各方之間的反向風險互換，或一批人掏錢填補了另外一些人的風險。金融衍生品規避風險的代價，是必須有人支付規避風險中獲益的機會成本。

　　進入金融交易市場的資本，就像進入了一個黑洞，很難再回到實體經濟中去，因為在現實實體經濟的投資中，很難找到金融市場那樣高的利潤率。

　　於是，金融市場無論自己如何周轉，速度如何，總是有一部分資本會像穿上了紅舞鞋，永遠留在金融交易市場的舞臺上旋轉起舞，永無休止。

　　這樣，在金融市場為實體經濟籌集資金後，總會有另外一筆大於這些投資資金的投機資本，停滯在金融交易市場中。

　　事情的本質，並不像美聯儲（FED）1984年報告認為的那樣：由於金融衍生品可以被抵押，“投資於實體經濟的凈資本供給不會減少”。金融投機市場所占用的資金，會不折不扣地減少實體經濟的凈投資。

　　那麽，這筆資金的量有多大呢？1960年至泡沫崩潰前1990年的30年中股票市值增量為597.5萬億，1990年日本股票市場市值607.9萬億日元，這差不多相當於1989年日本全國固定資本凈投資64.9萬億日元的9.4倍！

　　1990年日本股市價格崩盤後，大量資金撤離股市。但從1993年起，不甘寂寞的金融市場又在美國之後，推出了一系列花樣繁多的金融衍生品。

　　1999年以後，日本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價值大約在20萬億～30萬億日元，未平倉部分約占5%。2008年當年一舉攀升到約70萬億日元，一年增長了近3倍。

　　日本金融機構本身的衍生品持有率一直高達93%～95%（非金融企業和個人的持有率不過5%～6%；美國的該比率大約在80%～85%）。這說明日本衍生品市場不過是金融界自娛自樂的一塊自留地。

　　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資本，與房地產市場上的投機資本沒有任何區別。在金融市場買賣一個金融產品獲利（或虧損），與買賣某個房地產從中獲利異曲同工。

　　投資與投機的根本差異在於：投資是利用資本在創造新的價值中獲利；投機是通過單純的倒手、炒作，在對手的失算中獲利。

　　美國非金融企業的金融資產率，1984年為27.7%，低於日本的同比例（42.5%）近一半。到日本金融泡沫崩潰後的1990年，美日兩國的該比例達到相當接近的水平。

　　此後美國的該比率逐步提高，一直達到2005年的最高點的50.4%。

　　到金融風暴前，日美兩國的實體經濟企業，已經越來越多地卷入金融市場交易。

　　在全球金融風暴前，這些企業的銀行貸款，絕大部分都流入了金融交易投機市場，對實體經濟投資的釜底抽薪可想而知。

　　第三：赤字國債消費“黑洞”的規模。

　　當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告訴人們：政府借錢消費不僅不會有害，還會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有好處。

　　政府甚至可以通過借錢讓失業者挖一個坑後再把它填上，也能增加就業和收入的時候，正愁著沒理由借債的各國政府大開借戒。

　　開始，他們還謹小慎微，後來就債多了不愁，越借越多。反正也是用在社會福利，沒有中飽私囊。幾十年的日積月累下來，債臺高築終於變成了一個個“黑洞”。

　　全部政府財政赤字消費，意味著國內有效消費需求的等量膨脹。日本的有效消費需求膨脹率［政府赤字消費／（國內民間消費總支出－政府赤字消費）］從1990年的31%，迅速提高到1995年的141%，2000年的618%和2005年的716%。

　　政府赤字消費的本質，就是從銀行拿走本來應該用於投資的錢，在使社會消費總量不斷膨脹的同時，使投資等量被萎縮。

　　一個國家的總收入就像一塊比薩餅，總是或消費，或儲蓄（儲蓄等於投資）地分成兩半，區別只是不同時期消費和投資的比例不同而已。

　　但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儲蓄的比例會是一個固定的常量，輕易人為地改變這個比例，或者釀成“拔苗助長”，或者變成“竭澤而漁”。

　　政府的“赤字消費”不斷增大，其結果並不會像凱恩斯經濟理論所描繪的那樣美好，收入（GDP）增長會與政府財政赤字消費等比例下降，失業也會相應增加。

　　政府赤字消費多用掉一分錢，國家的總體投資就會減少一分錢。這部分由於政府支出消費占用的錢，與國內總投資的比率，就是“國內投資萎縮率”：政府債務／（國內總投資+政府債務）。

　　日本的國內投資萎縮率從1990年的64%，提高到1995年的331%、2000年的138%和2005年的177%。標誌此15年間政府的赤字消費，使日本的國內投資萎縮了近兩倍。

　　於是，就會形成如下惡性循環：政府赤字消費膨脹→投資萎縮→收入增長放緩→失業增加→稅收下降→財政拮據→新一輪政府借債消費→……

　　日本原本一片光明的經濟增長進程，就是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被徹底打亂的。

　　這一過程，在幾乎所有政府赤字消費的發達國家都會存在，病重的已經走到了“國債危機”（如南歐國家），美國和日本這樣的超級經濟大國最終也會重蹈覆轍，無一幸免。

　　一句話，在“政府赤字消費”、“資本外流”、“金融投機”這三大要素中，對日本的經濟增長影響最大的，還是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消費政策。20年來它斷送了日本的收入增長和就業增加，葬送了150年來日本蒸蒸日上的經濟發展勢頭。

　　關鍵不是政府不能“幹預”，也不是赤字國債不好，而是不可以赤字國債消費。就是說，即便政府借了大筆赤字國債，只要政府在經濟低迷時期，拿這些錢去投資興辦實體經濟（如修港口、為網絡通訊提速等），就不會有太大的負面影響。

　　如在1929年大蕭條時期的“新政”中，羅斯福的美國政府投資興建道路、運河等交通設施；或中國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追加投資4萬億人民幣加大中國西部開發力度等。

　　只要政府借錢是用於投資，就不會有今天美國、日本或南歐“歐債危機”國家那樣的後患。

　　政府用人民授權給他們的那把“國債”的鐵鍁，打著“社會福利”之類的旗號，挖了一個大坑，埋葬了本國的收入增長和就業。旁邊插有一塊墓碑：“凱恩斯主義——政府赤字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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