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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奧朗德最近在訪問希臘時宣稱歐洲的「熊勢」已經結束,並敦促法國企業赴希臘投資。這可不是好建議,法國生產成本很高,但希臘成本更高,儘管希臘(還有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實際GDP自2007年以來下降了不少,但調整還未結束。
放眼歐洲,你很難找到對奧朗德觀點的廣泛認同。意大利最近的選舉前,受歐洲央行擔保歐羅區成員國主權債務、擴大其資產負債表並降低利率的政策刺激,金融市場釋放出樂觀訊號。債券持有人因利率下降而獲益,但南歐重債國的失業仍在上升,產出繼續滯後於德國和其他北歐國家。
滯後的原因不僅僅是需求低和債務高。德國和其他南歐重債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經生產率調整的真實工資──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危機開始時,希臘生產成本比德國高約三成,因此希臘出口極少而進口極多;其他重債國的生產成本也比德國高20%至25%。
除非債務國生產成本有所下降,否則,增長就不可能復蘇,而生產成本下降要麼要求生產率的永久大幅提高,要麼要求實質工資下降──要麼就雙管齊下!儘管已作出了一些調整,但變化大多不持久。緊縮减少了受僱工人數量,特別是那些技能和生產率水平低下的人。但由此產生的可測生產率增長並非永久變化,因此,當前錄得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暫時性的。
生產成本須向德國靠攏
事實上,巨大的成本差異仍然存在。在希臘,私人部門被迫作出調整,但政府並未兌現削减公職的承諾,這將延長政府過度支出,而預算目標也不可能持續地達到。大規模降低公共部門工資拉低了基本赤字,但保持就業崗位拉低了生產率,推高了成本,也推遲了調整。
在意大利,前總理蒙蒂政府實施了一些改革,但仍支持工會和企業壟斷巨頭,意大利議會拒絕了大量蒙蒂關於削减政府支出的方案。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許多產品市場仍是封閉的,儘管增加競爭、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生產率的要求十分緊迫。
在經歷了五年的增長放緩和失業上升後,其他債務國選民與意大利人(以及在其之前的法國人)可能拒絕新的支出削减、稅收增加和進一步的痛苦貶值政策。歐洲必須找到更高效的政策壓低生產成本,向德國水平靠攏。
經濟史家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近期著作中指出,在接受共同貨幣的長達40年的談判中,今天困擾歐羅的所有問題都曾反覆討論,所有人都明白,貨幣聯盟要求強制性的財政和銀行規則,但這些規則從未實行。
在引入歐羅之前,國家可以通過滙率貶值或升值調整錯配的生產成本。財政緊縮是個拙劣的替代,它生效(如果有效)緩慢,因為當選政府往往不願兌現承諾;類似地,政客不願採取取消國家支持的特權「去監管化」政策。
共同貨幣即限制財政獨立
多年來,我一直建議採取結合增長和財政清晰的政策,讓所有南歐重債國一致同意加入弱歐羅(weak euro),弱歐羅將圍繞更強的北方歐羅(northern euro)浮動。當弱歐羅把重債國的生產成本降低20%至25%時,它們可以重新加入「硬」歐羅(hard euro)──如果它們接受須經歐盟委員會批准(從而也獲得了硬歐羅債權國的首肯)的財政改革。畢竟,固定滙率或共同貨幣意味着限制財政獨立性。
意大利選舉傳遞了一個訊號。在經歷了五年的生活水平下降後,選民反對更多緊縮和進一步沒有增長的節約。重塑堅挺歐羅要求重振增長、遏制政府支出並改革深受監管掣肘的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的政策。
作者為卡耐基梅隆大學泰珀學院(Tepper School,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政治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傑出訪問學者,著作有Why Capitalism?

■重債國使用「弱歐羅」來削減生產成本,是重塑強歐羅、重振增長的方法之一。 (路透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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